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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课堂第七讲】高伟:货币制度与铸币税

[发表时间]:2014-12-08 [浏览次数]:

一、铸币税的定义及其余货币制度的关系

铸币税的标准定义就是政府从发行货币中获得的收入,铸币税的原始含义和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是不一样的。铸币税的原始含义是说在金属本位制下一个国家在铸币时候所收取的费用,国家依托政府可以垄断货币发行权,历史上有很多情况国家赋予民间机构也可以铸币,不论是国家还是民间机构铸币都有成本,也就是说在原始意义上铸币税就是弥补发行货币的成本,金属转换成金属货币是需要铸造工艺的,这个工艺是有成本,国家收取这样一个税收是合理的。我们现在意义上的铸币税主要是指在非信用货币下,或者说法定货币,或者非兑换货币制度下的货币税,国家垄断了货币发行权,而且纸币发行的成本很低,如果国家没有在信用的基础上发行货币导致了一个成本,这个成本是公众所隐形支付的,它和原始意义上国家收铸币税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国家这个时候并不收税收,在纸币制度下铸币税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基础货币的增加额,也就是说政府从发行货币中获得一笔收入,这个收入在铸币税衡量中有各种经济学方法可以计算出来,不是国家直接向公众收取的,而是一种隐形的收入。

在现在的纸币制度下有一个和基础本位制不同的特点,就是纸币制度下政府从发行货币中所得到的收入和成本之间肯定有差额,有些时候我们把这个成本忽略了,纸币发行的成本很低,我们可以认为是零,认为是零的话,政府发行货币获得的收入本身就是税收额度,这里需要明确一点:并不是说政府只能在信用货币下收取铸币税,在金属本位币制度下政府也可以得到铸币税,这种表现形式是政府发行机构可以减少铸币中的金属含量获得铸币税,这个问题与我们今天探讨的纸币问题相距较远,就先简单一说。

与铸币税相关的一个更常用的概念叫通货膨胀税,它的含义更直接,就是国家通过发行纸币导致物价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使持有货币的人财富贬值,这也相当于对持有货币的人收取了一种税收。通货膨胀税和铸币税是有不同的,但是它们的关联也很密切,如果我们需要做区分,可以这么来区分,所谓铸币税就是只要城府从发行货币中得到的额外收入,而通货膨胀税是说政府发行货币之后转换成通货膨胀时才能衡量的一种税收,从大的层面来讲铸币税要大于通货膨胀税,两者未必是一致的,如果粗略地衡量,我们可以把两者划一,也就是说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具有同一个经济含义。

二、铸币税的危害

“铸币税的危害”在很多教科书中不是这样取名字的,它的称呼是通货膨胀的成本,大家在宏观经济学中可以看到通货膨胀的成本一般分两块进行说明,一个是铸币税,另一个是铸币税之外通货膨胀引发的对公众的其他成本。在政府发行货币不会引起太大的通货膨胀时,铸币税的讨论就比较少,它主要会关注于政府发行过多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对公众造成的损失,这里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菜单成本,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不能时刻跟着通货膨胀(政府多发货币引起)而调整,是交易成本的一块,是通货膨胀的成本,但是这个成本也不是特别严重。

我们现在说的通货膨胀成本回到第一块成本-----铸币税的危害,第二块的成本相比第一块成本小多了,我们在这里举三个典型案例来说明铸币税的危害。

第一个是德国世界大战后的通货膨胀,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是战败国,两次战败后战胜国对德国的处罚方式是不一样的,第一次战败后战胜国对德国的处置国语严重,从而引发德国超发货币赔偿战后损失,这时候德国承担了过于严重的通货膨胀,教科书中称为恶性通货膨胀,具体的数据大家都有所了解,这个时候导致社会不稳定,整个信用体系垮台,导致的后果就是德国纳粹政府的上台,大量公众这时信任纳粹政府,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对他们危害太大,他们希望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胜国对德国的处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学者包括政府吸取了第一次德国战败处理的教训,第二次惩罚就比较轻了,很多战胜国还扶持德国等战败国经济复苏,这也就说明了通货膨胀的巨大危害。

第二个案例可以说下前苏联解体和国民党倒台,大家在文献中会看到一些解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归因于通货膨胀,但恶性的通货膨胀肯定是它们垮台的原因之一,而是说如果这两个政府能对于通货膨胀给予很好的控制的话,也未必会出现最后失败的命运,说明货币在这里面的核心作用。

以上两个案例都说明货币(信用)体系的存在对一国经济的重要作用,那么过量地发行货币导致铸币说,会造成公众的不满,从而成为巨大的成本,大家听过凯恩斯对德国通货膨胀的一个评价,他认为摧毁一个国家非常方便的一种方式就是摧毁一个国家的货币,也就是摧毁一个国家的信用体系。

最后一个案例我们只提供一个思考,这个还在进行过程中,那我们就说一下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作为现在世界上一大强国,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利益,从经济学角度我们有时认为就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就是它的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这种地位是美国强大的一种标志,是它掠夺世界资源的一种手段,所以它是不允许其他国家触犯这一核心利益,那世界货币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要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愿意接受着这种货币做为世界货币,它肯定有各方面的条件,美元做世界货币形成之后,很多国家的人民在持有自己国家货币、甚至舍弃自己国家货币的前提下会持有美元,这就是美元作为核心利益的一个体现,一旦美元的地位形成,美国就可以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获得其他国家的铸币税。最后一部分我们会讲到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人民币一直是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以后我们肯定会更多地看到,中国一旦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受到美国这样大国的阻拦,因为人民币也能成为国际货币的话会触犯到其他国家的利益,从这个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到铸币税的强大。

三、关于货币制度的理论之争---凯恩斯和弗里德曼

现在很多经济学论争中,都会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作为争论的双方,认为凯恩斯是最早提出货币主义的干预手段,而弗里德曼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那体现在货币方面,凯恩斯认为征发货币问题不大,而弗里德曼坚决反对,其实这个问题有个理解的误区,那就是凯恩斯是不是真正支持征发货币,从凯恩斯主要论著中可以看到凯恩斯并没有这样的观点,他并不是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认为国家可以过多运用货币调节GDP,我们可以回到凯恩斯本人的观点,他本人是这么说的,他认为一个国家有可能出现有效需求不足,这时国家可以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有效需求就行调节,从而适应总供给,把经济从萧条中拉回来,并不怎么偏好货币政策,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调节的这样一种方式凯恩斯并不看好。对于用货币来调节经济的这么一种政策(货币政策),主要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样,都可以有效地调节有效需求,对经济波动有抑制作用,即使是凯恩斯的继承者,他们对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还是非常谨慎考虑的,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下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原理,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假说,比如说现在有效需求不足,我可以征发货币,在价格粘性的假定下,就可以降低利率,可以促进投资,调节总需求,从而实现经济波动的平稳化,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这个作用在凯恩斯本人那里并没有太大的支持,他认为这个政策发挥作用很小,一般经济萧条的时候利率不会太高,已经较低的利率水平它再下降,一个是可能性比较小,一个是作用也比较小,并不是说利率决定着所有投资行为,即使利率下降,这个国家的实物投资也并不一定增长,当然有其他经济学家提出货币政策对调节总需求的其他机制,这些机制作用也不是非常巨大。也就是凯恩斯包括凯恩斯主义者他们更多地认可的在调节经济中的作用还是财政政策,即使用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也是微调,作用不会特别大,只是做在经济发展中可能的一个手段,凯恩斯主义者后期也基本赞同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说法,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还不如稳定币值来得重要。

这里就提到弗里德曼的观点,他认为货币其实就是经济中中的一种交易手段,用货币调节利率来促进总需求得不偿失,他的货币政策就是大家熟知的单一货币规则,国家应该根据需要多少货币完成交易来增加多少货币,而不是用货币调节总需求。

从以上的说明中,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总结,我们并不认为凯恩斯本人以及凯恩斯主义者支持用超发货币的方式调节经济,它只是微调的手段,这里理解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区分货币政策和征发货币,如果不区分这两个每名词,导致经济学上后果是不一样的,若等同起来我们就要把铸币税当成货币政策的成本,也就是在发行货币调节经济实现经济增长和铸币税之间有一个收益成本分析,这样才是一个理想的经济学分析模板。所以说如果我们认为国家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而不需要顾成本的话,只顾收益的话,运用货币政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里的误区就在于征发货币是有成本,它的成本就是铸币税,我们必须在两者进行衡量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四、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铸币税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中央银行或者说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那么一个国家是不是非常喜欢征发货币来达到自己的一些经济政治目的,这个答案是非常确定的,一国政府没有在法律层面限制它征发货币,这个政府往往有比较大的动机征发货币,这种征发货币我们可以从四个原因来解释。

第一个,我们从政府得到收入的三种手段的难易性来考虑,一国政府取得收入有三大手段:税收、借债、发行货币,税收往往受到人们的抵制,代价是比较大的,借债受到人们接不接受的制约,最简单的就是发行货币,从政府本身层面来说成本是最小的。进一步考虑,在税收和发行货币之间我们可以做一个衡量,它们的不同有两点,第一个是税收是政府直接征收的,人们会直接面对,很容易受到公众抵制,而发行货币却不需要;第二个是税收会很快地增加人们税负,减少财富,而发行货币导致铸币税需要一段时间。国家发行货币是筹集收入对政府来说最好的手段。

第二个,我们考虑下政府在发行货币导致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在政府和公众的关系里,政府是债务人,公众是债权人,政府可以向公众借钱(发行公债),而不太可能是公众向国家借钱,也就是说政府如果发行了公债,公众持有国家所发行的债券,对政府偿还来说,这个成本和通货膨胀是息息相关的,通货膨胀对于债务人和债权人是不一样的,有一个再分配的关系,对债务人是有好处的,而政府恰恰是债务人,政府就有动力来征发货币取得通货膨胀,从而偿还更少的债务。从以上可以看到,政府征发货币对债务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当政府不太可能通过借债和征税来取得收入,如果要偿还已经到期的债务,它的选择就是征发货币;另外一个是,征发货币导致的通货膨胀会使得政府支付的税务按照实际购买力来说是减少的,所以从国家作为债务人的角度来看,政府是愿意征发货币的。

第三个,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征发货币往往有这么一种考虑,一个政府往往是有任期,理性来说,政府肯定想在任期内取得最大的短期利益,而长期利益是考虑得比较少的。从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的角度来看,我们按凯恩斯主义观点,在短期国家如果征发货币,是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减少失业,但这个好处也仅仅在短期,后来凯恩斯主义者也承认反凯恩斯主义者(古典宏观)的观点是正确的,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征发货币在长期不会带来失业的减少,但是政府往往只考虑短期。

第四个,我们在一般的考虑过程中或者在教材中会简单地处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认为这是两个可以分开执行的凯恩斯主义调节需求政策,财政政策是政府扩大购买、或者增加转移支付、或者减税、或者可以同时使用的一种政策,货币政策是调节货币的供给量来调节总需求的政策。其实这两种政策很多时候是有交叉的,一国政府不论动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手上必须掌握货币,增加购买必须有有税收支撑、有这么多钱,征发货币这个比较简单,这两个之间交叉有可能就是,现在这个国家就是萧条经济,国家本身税收就不足,现在想采取不是征发货币这种手段,而是财政政策,那你的钱从哪里来呢?或者我们换一个思维方式,比如说中央银行印出了钞票给了财政部,财政部把这笔钱发了出去,这种政策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呢?从定义来看,这是标准的财政政策,你是通过增加政府购买来实现刺激经济,但这背后的逻辑还是要征发货币,因为政府并没有钱。所以这两大政策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他们有可能交叉使用,这背后的根源还是在于货币,政府一旦缺钱的时候,不论是要征发货币没有钱还是要增加政府购买没有钱,都可以发行货币来解决,这也就是政府为什么喜欢征发货币的第四条原因。

以上我们分析了一国政府如果不受控制的话为什么偏好征发货币,我们也可以这样考虑,自从上个世纪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占据经济波动理论的先导,大量政府都信奉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它们发现凯恩斯主义比古典宏观经济学更有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体现在,政府不是对于微观层面市场失灵进行调节后就不作为,而是即使微观层面失灵解决之后,宏观层面上依然可能出现市场失灵,政府可以直接干预经济,这个恰恰为发达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政府宣称它背后执行的是凯恩斯主义,这种权利一旦获得之后,政府是不愿意放手的,在亚当斯密简历的古典宏观经济学框架中,显然不是这样的,政府对宏观经济是不应该干预的,上世纪的大萧条给了凯恩斯主义生长的土壤,一旦国家掌握了发行货币调节经济的权利,它是很难收手的。

那这样就引发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央银行的建立和独立性问题,如果一国政府不受限制,它总有发行货币的冲动的话,对公众的损害是很大的,所以说主要的发达国家,从历史变革到现在,它们都有独立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刚开始建立时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独立性,到最后通过各种各样博弈达到的结果就是中央银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从而稳定币值、避免政府过多地征收铸币税。

从中央银行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以前也会遇到这么一种论点:中央银行到底是政府部门还是私人企业,以前在货币战争讨论就有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认为如果中央银行是私人企业,这会极大侵害公众利益,必须要政府来承担,实际上这种争论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种争论的观点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中央银行到底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而是在于它的作用是什么。一国的中央银行如果能很好地行使稳定币值的作用,那这就是对公众来说考虑公众福利的一种制度设置,反过来,即使中央银行是政府的但并不独立,政府可以继续操作中央银行,使得中央银行可以继续印发更多货币来为政府筹资的话,那么这种中央银行即使是国有的,也是侵害国民利益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弃政府所有还是私有的这么一种判断标准,而是中央银行在具体职能中(或者说在建构中)的目的是什么,它有没有限制发行货币、有没有稳定币值的作用,如果有的话,这就是一种好的中央银行体制。现在的发达国家都有比较独立的中央银行,比如说像美国的美联储,它的独立性表现在很多层面,包括成员设计等,美国是存在通货膨胀、铸币税,但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

而且即使是这样,比较独立的中央银行也不是所有学者、包括公众都支持,现在中央银行有一个独特特征:在历史变革中它获得了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国家把发行货币的唯一权利赋予中央银行,这种权利会导致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有可能导致铸币税,所以很多学者反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会有很多经济学者提出各地政府或者民间机构在保证运用的前提下也可以发行货币,从而实现发行货币权利分散化、福利均等化,这在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是存在过的。即使在美国像中央银行发展如此发达的国家里,你也会看到不少公众学者公开批评中央银行,这放到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更为严重的情况,发展中国家铸币税要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

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疑问,我们可以共同思考,发达国家是经历从自由主义到干预主义的这么一种历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没有这个历程,包括我们的国家,有没有可能出现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国家政府在执行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时是否找了超发货币的理论依据,用个贬义词来说就是借口。

五、中国的情况

刚才我给大家上传了两个图表,这两个图表反映了主要国家的铸币税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和许多我们关注的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铸币税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按照2009年数据,我们国家的铸币税是4.3%,而其他国家超过2%的都比较少。

在第一个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两国铸币税的比较,从2006到2009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铸币税的大小一直是高于美国的,而且在2007年和2008年的时候,我们甚至达到了8%到9%的铸币税规模。如果考虑到我们国家税收本身就很重的话,其实我们国民是承担非常大的税负的。

当然以上的数据只是我们选取的两组数据。以后大家在阅读文献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大量的关于铸币税的文献和数据的估算,大家可以作为参考。但基本的我们可以作出判断的是,中国和许多发达国家相比,铸币税是比较严重的。

在中国的情况的这部分中,我们探讨这么几个问题,当然有些问题我也没有非常标准的答案,希望大家可以共同探讨。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这涉及到中国具体的经济结构,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它是基于发达国家的一种市场化经济来设计的,但是我们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的利率不是市场化的,那这样货币政策发挥其作用的途径和有效性就需要重新考虑。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照搬国外的经济学的事件,他们的数据和我们的相比,未必是具有可比性的,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效率需要单独考虑,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给出具体的答案,我们只是提供这么一条思路:如果政府并不能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而仅仅是增发货币的话,那么就有可能陷入刚才我们所说的政府打着货币政策的幌子,来侵犯国民的财富。

特别是涉及到国内的情况,因为我们国家的建国时间比较短,而且又经历了长时间的计划经济,当时我们信奉的经济学都是马克思经济学,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才大量地接触到市场经济理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西方经济学,这就包括了凯恩斯主义。但是你会发现,国内的很多教材在经济波动理论的时候,可能过多的关注凯恩斯主义,而对于古典宏观以及其他学派对于凯恩斯的批判关注较少。

对于有些已经学过宏观经济学的同学来说,我们可以举这么一个教材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国内的教材中,比较常用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宏观部分中对于经济波动来说,它只讲了凯恩斯主义,对于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波动理论基本没有涉及,这是倾向问题,也是政府政策的专业点不同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理论角度解读铸币说的话,或者说解读货币政策,我们还需要重新考虑下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的理论依据。经济从亚当·斯密建立以来,是坚持自由主义的,而到了凯恩斯,才修正了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有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就提出了自己的干预主义的思想,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和反凯恩斯主义者对于这些东西进行过不停的争论。

所以说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哪个理论是正确的,而是哪个理论的假设是符合国家实际的。而具体到中国,我们看到,我们国家真正信奉的肯定是凯恩斯主义的,而不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而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就一定不适应于中国国内吗?这个问题我觉得政府过少地考虑了。比如说我们在计划经济以来的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中,就自然而然地信奉了凯恩斯主义,因为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提出另外一个经济学中探讨问题——市场失灵问题。当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宏观上的市场失灵,而不是微观的。因为凯恩斯主义是在宏观失灵的时候,政府才需要干预。这就可以同时提出另外一个术语——政府失灵。也就是说,真正是市场失灵了交给政府,政府就一定能比市场做得更好吗?其实这个问题是需要回答的,而并不是说市场失灵了的东西交给政府,就一切完美了,其实有些时候即使是市场失灵了也不能让政府干预。

当然以上的观点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信奉凯恩斯主义,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在政策和理论的取舍过程中,是需要区分情况的,就是说我们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市场结构,我们的现实符合哪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假设,我们再找到比较好的政策依据,而不是纯粹地认为我们可以运用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

下面一个问题我们也是探讨性的。这个和我们国家下一步的发展也是有关系的。最近我们会看到一些报道,发现我们在开始推行存款保险制度,而且国家对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发论文,也就是说有这种可能:下一步中国的银行和地方政府是有可能破产的。

这是一个在之前我们国家基本不探谈的问题,特别是政府破产,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个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它不可能出现,而且银行倒闭的情况也很少讨论。但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国家提出了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思考:我们现在很多商业银行建立,如果它经营不好,你允不允许它倒闭;如果地方政府出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债务问题,你允不允许它破产。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当然不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只是我们引发这么一个思考,可以考虑下发达国家是如何处理银行倒闭和政府破产的,这两个部门破产未必是不可行的,如果中国出现银行倒闭和地方政府破产,中央政府又不允许,那有可能它唯一的路径就是征发货币以拯救。而如果中央政府始终采取货币支持的方式来支持银行和地方政府,那最终承担成本的还是普通百姓,因为货币的超发而导致的铸币税是我们必须要承担的,而且如果政府总是不受控制地运作,地方政府也就没有动力改善自己的经营、管理,因为破产了有国家、中央政府来兜底,实际上真正兜底的还是我们公民。

最后做一个总结性的观点(个人观点),我们支持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但绝不支持国内超发货币。

推荐下《经济学(季刊)》的“铸币税:基于不同视角的理解“,《经济研究》的“中国的铸币税与通货膨胀:1952-2004”,央视的纪录片《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