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思潮、反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不平等是政治极化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不平等正在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收入分配是经济学家关心的永恒主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难题。

收入分配专题研究的内容涉及：不平等如何影响世界各国的短期和长期经济发展；公平和效率能否兼得；要素市场（劳动力、金融、土地）改革如何改善收入分配；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收入分配；技术进步、全球化与未来收入分配格局；迈向公平经济发展的战略和路径等。

在此背景下，澎湃商学院特开设“跨越不平等陷阱”专栏，邀请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斌开教授撰文梳理总结社会不平等的现状和产生原因，分析收入分配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探讨迈向公平经济发展的战略和路径，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陈斌开教授长期从事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World Development,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等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等高质量奖励多项。陈斌开教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课题多项，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万人计划等高层次人才项目。我们相信陈斌开教授这一系列“跨越不平等陷阱”专栏文章，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公平经济增长提供崭新的理论视角。

正文：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开始剧烈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全球化让国家之间的分工持续深化，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为世界政治社会稳定提供了经济基础。

遗憾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上台后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逆全球化”政策：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退出巴黎协定，对贸易伙伴（包括中国）实行大幅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修建“墨西哥墙”……特朗普宣称，这是“美国优先”的重要政策，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

同年，英国进行“脱欧”公投，“脱欧”支持者约翰逊此后当选英国首相。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近年都出现了明显的“反全球化”浪潮，标榜“反全球化”政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为什么“反全球化”近年在西方国家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事实上，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不断上升的不平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学家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可以提高全世界的生产率和福利水平。但是，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并不会平均地在国与国之间分配，在一国内部，也不会在人与人之间平等地分配。因此，尽管全球化有利于世界总体福利水平的上升，但有些人可能成为全球化的受损者。

在英、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全球化的收益被少部分高收入群体所获取，普通民众在全球化中收益较少，甚至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下图描述了美国、英国1910-2016年间不平等的演化。

数据来源：TheWorldWealthandIncomeDatabase（WID）

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和英国不平等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910-1950年，受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不平等程度大幅度下降；

1950-1980年间，全球化持续推进，经济快速增长，收入不平等程度整体稳定，财富不平等程度略有下降；

1980-2016年间，全球化加速，但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都大幅度上升，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2016年，美国和英国收入基尼系数分别高达0.48和0.32。在美国，收入前1%的人拥有20.9%的收入，前10%的人拥有47.2%的收入；财富前1%的人占有了38.9%的财富，前10%的人占有了73.9%的财富。在英国，收入前1%的人拥有12.1%的收入，前10%的人拥有35.9%的收入；财富前1%的人占有了19.9%的财富，前10%的人占有了51.9%的财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不平等程度处于1980年以来的最高值。

1980-2016年间，英美中低收入群体（最低收入50%群体，下同）收入增长非常缓慢，其收入和财富占比不断下降。1980-2016年间，美国中低收入群体年均收入增长率仅为1%，远低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从1980年的20.08%下降到2016年的13.08%，财富占比从2.2%下降到1.15%。英国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也从1980年的23.13%下降到2016年的20.57%。换而言之，在英美的西方发达国家，中低收入阶层在全球化中获益很少，全球化的收益被高收入阶层所获取。

随着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情绪不断累积。一些政客利用民粹主义的兴起，标榜“反全球化”以获取选票，这不仅会阻碍全球化的进程，还会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历史上，不平等上升、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往往相伴而生。大多数经济史学家把1914年之前的100年称为第一波全球化浪潮，这一轮全球化是不公平的全球化。从国与国的角度，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众多的欠发达国家不仅没有在全球化中受益，甚至严重受损。在国家内部，全球化的收益往往主要被可以全球配置资源的资本家所攫取，普通劳工阶层收益较少。

这一时期，世界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1810年，欧洲前1%的人群占有了社会52%的财富，前10%的人群占有了社会82%的财富，100年后，欧洲贫富分化更为严重，欧洲前1%的人群占有了社会超过64%的财富，前10%的人群占有了社会90%的财富。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出版了影响世界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持续上升且居高不下的贫富差距意味着资本主义必然要走向灭亡。同一时期，美国的不平等也出现了快速的上升，1810年，美国前1%的人群占有了社会25%的财富，前10%的人群占有了社会近58%的财富，1910年，前1%人群财富占比上升到45%，前10%人群收入占比上升到81%，财富不平等程度已接近欧洲，社会矛盾不断累积。

不平等的持续上升导致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兴起和反全球化浪潮。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基于政客的言论和支持率绘制了1900年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指数。从图中可以看出，1910年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情绪不断上升，上世纪30年代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众所周知，30年代的民粹主义给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独裁者借助民粹主义上台，日本的军国主义全面盛行，给世界制造了巨大的灾难。第一波“不公平的全球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退潮，经济“大萧条”加速了反全球化浪潮，世界各国贸易壁垒不断提高，金本位体制也随之覆灭，“全球化”陷入低谷。

令人担忧的是，金融危机以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情绪再度兴起，当前，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指数已经位于1930年以来历史的最高点。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引导不当，高涨的民粹主义可能给世界带来灾难。不平等是民粹主义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当前，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接近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最高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格局，滋生了“反全球化”浪潮。值得欣慰的是，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不平等程度也有所上升，但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等原因，其不平等程度远低于30年代。若世界各国战略和政策得当，世界不平等程度依然处于“可控”范围。

概而言之，不平等是近年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的重要的原因，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不平等将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国未来将面临一个更加不确定性的世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过去四十年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程度的持续上升，且看下篇分析。

（来源：澎湃新闻。本篇为澎湃商学院独家专栏“跨越不平等陷阱”系列之一，作者陈斌开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